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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與職教社先賢

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

作者:王榮、王抒... 來源: 發布時間:2018-03-27

周恩來(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事業的開拓者、奠基者和領導者,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事業創造了豐功偉績。榮毅仁先生說:“周總理是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典范。他親自做統戰工作,誠摯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運用裕如,功勛卓著。他為全黨做出了表率。”


“中國不但要政治民主,經濟上也要民主,工業界應推派代表參加討論和平建國方案,決定施政綱領和修改憲草……”——周恩來


1938年7月,國民參政會正式成立。黃炎培、錢永銘、江恒源、冷遹、王志莘等中華職業教育社負責人以及與職教社關系密切的鄒韜奮和陶行知等都是參政員,因此中華職業教育社在國民參政會上的影響力還是比較大的,被稱為“職教派”。


1938年12月,黃炎培請周恩來為《國訊》撰稿,周恩來欣然應允,并連續幾天工作至凌晨三點,完成了《今年抗戰的新形勢與新任務》一文。文章一萬多字,分別刊登在1939年1月和2月出版的《國訊》上。



1945年7月,黃炎培、冷遹等訪問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熱情接待,回渝后黃炎培寫成《延安歸來》,在國統區引起很大轟動。


1945年,以黃炎培為代表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和以胡厥文為代表的中國工商界人士,著力籌建民主建國會。黃炎培加緊了與各方面的人士的廣泛接觸和交談,并隨時向中共負責人周恩來、王若飛、徐冰等通報情況。10月19日,周恩來應西南實業協會邀請,發表了題為“當前經濟大勢”的演講,肯定了工商界關心政治是個進步。周恩來的演講對籌組民主建國會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1957年5月6日,中華職業教育社在京舉行立社40周年紀念會。周恩來總理和中央統戰部李維漢部長出席。周總理在紀念會上作重要講話,他指出:“職教社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團體,從職教社所走的道路,也可以看出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道路。”


“我做的是為人民服務的官!”——黃炎培


新中國成立時,黃炎培已是71歲的古稀老人。組建新的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和周恩來一致認為,非請黃炎培這樣的人物“出山”不可。為做好黃炎培的說服工作,周恩來決定親自登門拜訪。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來親自來到黃炎培的寓所,誠心誠意地勸說黃炎培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聽了周恩來的請求,黃炎培面有難色,因為他自幾次拒絕做官后,曾抱定了“不為仕,不做官”的念頭。面對態度誠懇的周恩來,他有些猶豫不決:“1946年我68歲時,就覺得已經老了,做不動官了。如今我已72歲,還能做官嗎?”


聽了黃炎培的話,周恩來爽朗地笑了起來,連忙稱:“黃任公不老。”周恩來又細心地解釋說,在新政府任職,不同于在舊社會做官,現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為人民服務。在人民政協會議上,由全國各黨派一起千斟萬酌研究制定的《共同綱領》,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劇本”。我們自己編了“劇本”,自己怎能不上臺唱呢?“劇本”的確是黃炎培等人參與“編”出來的,各方人士的意志都較為完整地體現在里面了,此時撒手,“不上臺唱”,豈不違背“為人民”的宗旨?……兩人促膝交談,不知不覺兩個鐘頭過去了,最后黃炎培答應考慮考慮。


第二天,周恩來再次登門拜訪,聽取黃炎培的思考結果。周總理兩次親自登門拜訪,黃炎培感激不盡,他不愿讓總理“三顧茅廬”,欣然同意了總理的請求。


對于此事,黃炎培的四子黃大能曾經不解地問他:“怎么年過七十而做起官來了?”黃炎培正色回答:“我以往堅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我做的是為人民服務的官啊!”



“聽他對國內形勢的透辟分析,不覺耳目一新。”——胡厥文


1944年冬,周恩來和王若飛出面邀請重慶產業家舉行座談會。胡厥文、劉鴻生、胡子昂等40多人出席了座談會。在會上,周恩來突出宣傳了愛國主義,強調產業家要為國家多做貢獻。周恩來在重慶期間特意多次到沙坪壩土灣胡厥文家中探望,送去小米和紅棗,鼓勵他要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抗戰到底,為國家和民族多做貢獻。


1945年10月19日,周恩來在西南實業協會的星五聚餐會上,以“當前經濟大勢”為題對200余位工商界人士發表了演講。演講中,他明確提出了“國家資本、合作資本、私人資本在節制資本的原則下互相配合”的倡導,也重申了共產黨“反對官僚資本、壟斷資本、侵略資本”的態度,要求“關稅應當保護民族工業”,“工人和民族工業均受壓迫,應當互讓,共求發展”。周恩來的演講,不僅是對毛澤東講話精神的深一步闡述,還初步描述了新民主主義國家對私營工商業的基本原則。這次演講因聽眾多、范圍廣,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盡管國民黨對這篇演講實行了郵檢,但《新華日報》還是將摘要登載了出來。


周恩來的演講對胡厥文震動很大。胡厥文后來回憶說:“我有幸同他(周恩來)幾次懇談,聽他對國內形勢的透辟分析,不覺耳目一新。”


新中國成立后的一天,周恩來、胡厥文以及中共其他干部在機場迎接外賓,天氣突變,下起雨來,在場的一位同志趕忙給周總理撐起一把傘。總理說:“我不要撐傘,你也不要撐傘。”他還要求其他帶了傘的中共領導干部都不要撐傘。然而,周恩來卻走到胡厥文的面前,對他說:“你的年紀大了,一定要撐傘。”胡厥文只好從命,但看大家都不撐傘,他也把傘收起來。周恩來發現后,又來囑咐他撐傘,如是者三。這件事情雖然細小,卻給胡厥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3年胡厥文得了腸癌,手術后,周總理打電話給他,專門詢問他的身體情況。以后,又找他長談兩次,講述自己參加革命前后的經歷。周恩來這種以誠相待的態度,使胡厥文十分感動。實際上,周恩來當時也已得了癌癥,正在住院治療,但仍然這樣關心、尊重黨外老朋友。


胡厥文一生只蓄過兩次胡須:第一次是1931年日寇侵入中國后,為銘記國難,留了胡須,直到抗戰勝利;第二次就是周總理去世后,當他聽到噩耗,不禁失聲痛哭,不思茶飯,他留起胡須,以明其志,決心為實現周總理提出的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夙愿而貢獻自己的余熱。當時已80高齡的胡厥文老人寫的一首五言詩《悼念周恩來總理》道出了不少人的心聲:“庸才我不死,俊杰爾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為國傷。”


“恩來同志不會沒發現我的倦態和窘狀,但他對我不但沒有任何責備,反而耐心細致地指導我怎樣把有關開國大典的幾個重要工作環節搞清楚,布置好。”——孫起孟


1942年,中華職業教育社為加強在云南的工作,派孫起孟擔任云南辦事處主任。孫起孟臨行前,特意去向周恩來請教。周恩來希望他到云南后,要靈活機動地開展工作,不光要在教育陣地上取得成績,還希望他能在上層統一戰線上發揮積極作用。按照周恩來的建議,孫起孟到云南后,利用中華職業教育社影響力,團結了龍云、盧漢、龔自知等一大批知名的上層人士。


1949年6月,孫起孟出席了在北平召開的新政協籌備會,出任新政協籌備委員會副秘書長。同年9月,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出任副秘書長。


2009年8月,孫起孟先生在接受記者專訪時深情地回憶——


“新政協籌備會的第一個重大任務就是人事安排,對此一般都由毛主席、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出面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領導人物直接商談,充分交換意見。特別是恩來同志更是經常地、廣泛地同各方面人士接觸。”


“在這個晚宴上人人都多喝了些酒,因為人人都有吃喜酒之感。我也情不自禁地喝了過量的酒,回到勤政殿辦公室已經醉得有點不大清醒了。鑒于齊燕銘經常熬夜,但那晚實在有點支持不下去的樣子。估計開國大典的各項工作已經準備就緒,不會有什么大事了,我才建議他去睡個整覺,由我來值班。當我料理好一些事情之后,已是10月1日凌晨。倦意加醉意,幾乎驅使我進入夢鄉。正在有點朦朧之際,忽然聽得有人進屋的輕微聲響。猛然抬頭一看,周恩來同志已經坐在我的面前。這真使我感到十分惶愧不安!恩來同志是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的副主任,在此期間,我直接、間接地知道他總是工作在我們之前,休息在我們之后,不眠之夜對他來說是常事,新政協的任何一件比較重要工作,莫不凝聚著他的心血。想不到在這時候,他還是精神抖擻地親臨總值班室來檢查工作、布置工作。”


“恩來同志不會沒發現我的倦態和窘狀,但他對我不但沒有任何責備,反而耐心細致地指導我怎樣把有關開國大典的幾個重要工作環節搞清楚,布置好。比如10月1日下午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他叮囑我務必檢查清楚開會通知是否準時送達每個政府委員的手里,因為看來是細節,但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政府的第一次重要會議,初辦沒有經驗,無論如何出不得差錯。他還給我講了開會時與會同志所乘汽車進入天安門的行駛路線,至今我還有幸保存著當時恩來同志畫下的路線圖,圖上有他親筆寫的‘東掖門、西掖門’字樣。記不準是他親自打電話還是讓我通知當時負責這方面工作的楊奇清同志(后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長),把政府委員的用車事宜安排、檢查好。在向我交代了幾件事情之后,他又親自打電話給當時在天安門上負責工作的薛子正同志(后任北京市副市長),逐項查問了天安門上有關舉行開國大典的準備工作。至今我印象很深的是,恩來同志在與子正同志通話時提高了嗓門,語氣也十分嚴厲,要他無論如何把有關工作細節一環一環地檢查清楚,不得發生任何紕漏。他還要我轉告當時負責警衛工作的李廣祥同志(后任公安部副部長)一些事情。當他交代檢查完事情離開總值班室時,天已經開始發亮,迎來了我們偉大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天!”

  

“總理要她代問父親好,還說父親是民族資產階級,父親聽到后很高興,并曾將此事告訴黃少谷。我背了20多年的‘官僚資產階級’出身的包袱也因此而得到解脫。”——成思危


1938年,成舍我以“社會賢達”的身份被遴選為國民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上又結識了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共領導人。



   1972年,“乒乓外交”之后,中美關系開始解凍。當時已經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負責人的成露茜,受父親成舍我的囑托,從香港過羅湖,北上尋找斷絕聯系的兄姐。


  成露茜與美國華僑、美籍華人旅行團的人士一起,在人民大會堂見到了周恩來。大家走了之后,周恩來留下她,問了成舍我的近況。周恩來說:“請你轉告你父親,我們都錯了。”周恩來指的是新中國成立后將成舍我定為“人民公敵”和“官僚資產階級”。


這直接改變了一度被下放當鍋爐工的成思危的政治處境。


成思危回憶說:“1972年,小妹露茜到北京,經周恩來總理幫助才找到我。在北京飯店見面那天,身處逆境的我,聽到小妹一聲‘哥仔’的親切叫聲,喚醒了我麻木多年的親情。此后,她帶給我們許多雪中送炭的幫助,包括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她幫助許多今天頗有成就的人赴美讀書。”


成思危在《成舍我的四種精神》一文中寫道:“北平和平解放,父親對《世界日報》被當作國民黨CC系的報紙而被沒收一事耿耿于懷(這是促使他由香港去臺灣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他一直是贊成祖國統一的。……總理要她(成露茜)代問父親好,還說父親是民族資產階級,父親聽到后很高興,并曾將此事告訴黃少谷。我背了20多年的‘官僚資產階級’出身的包袱也因此而得到解脫。”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職業教育社理事長 郝明金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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